半岛2022年，小颖从上海光鲜亮丽的金融机构辞职，回到家乡辽宁省大连市的庄河市，“接班”老家的服装厂。

　　“接班”并非顺理成章。在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摸索了近一年，又去学习了服装制版，2022年11月，小颖才从协助母亲打理财务工作开始，正式成为一名“厂二代”。

　　2023年初，原本在上海经营自己的教培工作室的黄歌，也回到了江苏南京自家经营的服装工厂半岛。

　　在外人看来，“二代”似乎意味着衣食无忧、光鲜亮丽。但回到家里工厂的小颖和黄歌首先遭遇的却是落差。

　　在上海，小颖是月薪过万元的金融白领，但回到大连，小颖每个月拿4000元的工资，在厂里忙上忙下，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半岛，和工人差别不大。

　　回到家里工厂的黄歌，也从在上海时“租两万元每月的房子，和助理出门必选头等舱，花钱大手大脚”，变成整日在工厂里焦头烂额，为卖货绞尽脑汁。

　　更让小颖和黄歌犯愁的是，新鲜、年轻的血液与老工厂碰撞，迸发出新的火花和生长——这种理想中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黄歌坦言，自己在整个工厂中的线%，“工厂仍主要是母亲在坐镇、主持大局。”

　　2022年回家接班的Rosie也直言，与其说是“接班”，她更像是家族企业中的一个管培生，虽主要参与设计业务，但也涉足包括直播、巡店等零碎的工作。

　　年轻人们提出的想法，新的管理制度、直播带货、参加电商大促等形式，在老工厂的进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当下正值“双11”，当部分服装工厂、品牌正摩拳擦掌，试图通过这一年一度的大促增加销量时，经历过“618”的黄歌已经决定偃旗息鼓。

　　“今年‘618’的时候，我想着这是一年中重要的电商节点，必须要带着团队大干一场。”黄歌表示，但一番操作之后，黄歌发现“618”期间，自己的直播间流量“断崖式”下滑，甚至不如平日。

　　“后来我才知道，现在线上的流量非常贵，一般大型电商节都是头部主播的阵地，包括流量也都被头部主播给买走了。”黄歌坦言，“我们确实是踩了一个大坑。”

　　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大小姐”们回到家里工厂也不过一两年。她们也正在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给工厂一些变化，注入新的血液。

　　比如小颖和黄歌即使遇挫，也仍在抖音、小红书等新的平台上寻求机会。黄歌还在厂里的一位技术顾问建议下，在工厂原本的制服业务线外，增加了“时装定制”业务，并在今年10月接到了一笔1000件的时装大单，得到了客户好评。

　　如今小颖开始理解自己表达想回家接班的想法后，父母为何第一反应就是反对，“他们觉得干服装厂太辛苦太累，不想让我继续。”

　　只是曾经荫庇在父母辈打拼下的一方天地中的“二代”们，当下也到了“接棒时刻”。

　　“决定回家做一个踏实本分的‘服装厂二代’，除了心疼父母年老之外，也因为我对服装有天然的爱好。”小颖直言。

　　在这场“代际交替”的故事中，站在十字路的不只有千万个工厂、“大小姐们”，还有中国服装产业，乃至中国民营经济。故事，在一直被“改写”。

　　“我在国内上的大学，念的会计专业。大学毕业之后，又去美国读了金融+营销的研究生。”小颖表示，“从美国留学归来，顺利进入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

　　黄歌在大学毕业时，原本也准备前往俄罗斯留学，但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成行，于是就在大学快毕业时前往英国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

　　大学毕业后，黄歌在上海开了一间个人工作室，这也是黄歌生活最惬意的一段时间。

　　混迹于时尚圈的同时，黄歌还涉足包括出国留学、游学、线上插画课程等多行业，“那是一段如梦境般肆意的生活。”

　　作为服装设计师的黄歌参与时装周，与头部大品牌合作，工作几个小时，仅出场费就能赚好几万元，教育培训方面的工作也如火如荼，那个时候的她觉得“钱也太好赚了”。

　　有钱就有了底气。黄歌陆续拿下月租金接近两万元的房子，和助理出门必选“头等舱”，“花钱大手大脚，近似于挥霍。”

　　但回到家中工厂，也让小颖和黄歌像是从云端坠入到“泥里”，得一手一脚去干出成果。

　　回到家中工厂，是小颖主动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并不爱“在格子间埋头写报告的日子”，甚至将辞职回家称为“逃离”。

　　而对于服装制作，小颖则充满了兴趣，“实际上，我对金融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什么兴趣，反倒是越来越喜欢服装，更重要的是，父母年纪大了，回家接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小颖家的两个服装厂都位于庄河，老工厂始建于2002年，现有员工200多人半岛，新工厂则落成于2020年，员工规模同样接近200人。巅峰时期，两厂员工加起来能有超500号人。

　　这个由父亲一手创立，并经营至今的服装加工厂生意，主要生产男女休闲西装。在小颖童年时期，厂里还有一条业务线年后，考虑到羽绒服生产复杂度和利润点较低的现实，父母放弃羽绒服业务线，重金投资引入西服加工机器，将业务重心全部转移到休闲西服领域。

　　这是一份辛苦活儿。过去，小颖常常听外界夸赞父母做事认真，“外界都说，白手起家、在大连休闲西服做得最好的就是我爸爸。”

　　在小颖提出回家接班时，父母也首先反对，毕竟在上一辈眼中，在上海的金融公司工作，体面且轻松，而“进厂”，即便是自己家的厂，也免不了辛苦。

　　进入2019年后，黄歌工作室的出国留学业务全部中断，时装周的线下活动量也日渐缩减，“线上插画培训”成了支撑收入的唯一业务。

　　但不久后，黄歌又发现，自己原价千元的课程被盗录后标价“20元”在二手平台转卖，甚至，之前自己带出来的学生，也开始“卖课”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成了现实。

　　而随着市面上教线上插画的老师越来越多，价格开始内卷，黄歌线上插画课的收入也开始骤降。

　　赚钱变难了，但是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却无法轻易改变，于是凭“实力”赚到手的钱，渐渐又凭“实力”花掉。巨大的落差，也使得黄歌愈发抑郁，“当时我妈劝我说别在上海了，一开始我还不甘心，后来我也慢慢认清现实就回家了。”

　　更年轻，也更互联网的“厂二代”们，在接班时也会带来更新、更年轻化的管理和运营方式。

　　Rosie进厂后，就“复刻”深圳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流程与汇报模式，在奖惩方面上也引入了更加年轻化的一套机制。

　　当下直播带货正盛，“厂二代”们也纷纷寄希望于将老工厂带上互联网，通过直播带货打开销路。

　　秉持着为工厂多找一条“出路”的念头，小颖开始尽可能“多尝试”，于是9月份，小颖开始直播卖货，“我爸有点‘老古董’，他一直不信直播带货模式，觉得都是在骗人，于是我就劝我爸说，你让我试试吧，说不定就闯出来呢。”

　　“直播了20多天，除去退货的单子，一共卖了90多件。”小颖算了下，“而且这是在完全自然流量，我们还没开始投流情况下的成绩，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黄歌也在今年3月左右冲入了直播带货的“洪流”，“当时我想自己是设计师，也是厂家，通过直播带货既能触达消费者，也能给到最低价。通过直播带货，我们想赚的也不多，稍微能有一点利润即可。”

　　于是，黄歌挑起了直播带货业务大梁，承担起了包括拍摄、直播、写脚本、后台推流等全部任务。

　　但真当“互联网原住民”的“厂二代”们冲入直播带货，试图“把握”流量时，互联网和流量却给了他们狠狠一击。

　　黄歌真正运营了直播带货之后才发现，女装在平台上的价格战已趋于“白热化”，即便是厂家，也有比自己价格更低的。黄歌分析后发现，外贸出货量一般都是以万计，因此他们能够把价格压下来，但因为自家是做制服出身的，所以在价格上优势不大。

　　业务刚起步时，黄歌发现在线观看人数远低于预期，“直播间观看如果人数稳定在三四十人，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基本上就能保证每天可以成交个五六十单。但大多数时候，这个量级都无法保证。”

　　“一开始买流量确实能带来转化，每天最少都有六十多个订单，但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平台好像认准了我会投流，只要我今天没有买流量，整个直播间就没什么人，所以后期买流量的花费越来越高，有时一场直播的成本中仅是投流的钱都能占到三分之二。”

　　为了做好直播，黄歌还以高于市场价的薪资水平聘请了一个运营，但一切仍无济于事。

　　“聘请外部运营的问题在于，对方更懂理论知识，但实操后转化效果依然不尽人意。”黄歌分析道半岛，“且作为老板不可能置身事外完全做甩手掌柜，所以最终即便找到了外部帮手，很多经验还是得自己去亲身积累，坑也要自己去踩。”

　　直播业务未见起色的同时，厂子的问题又摆在了台面上，没有进账的情况下，每月固定支出却没变，那段时间“厂二代”黄歌也愈发焦虑。

　　2023年9月，直播带货业务进展将近半年，投入了近100万元后，黄歌在妈妈的建议下关停直播业务，“及时止损”。

　　虽然目前直播业务表现不错，但小颖也直言，虽然每日直播时间仅有三个小时，但花在准备直播方面的时间，却远超三个小时。

　　直播前要从仓库选品、熨烫、上传商品链接，还有日常运营等全流程都要自己操心，“现在刚刚起步，也不敢投入太多，十天前我招了一个小助理，我们两个一起拍视频、剪视频、直播、发货。现在的目标就是先积累1万个粉丝。”小颖表示。

　　即使目前“二代”们在家中工厂仍处在学习、辅助的阶段，还未“执掌大局”，但成长也是“厂二代”们的必修课。

　　“之前我像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妈交给我任何事情，我都敢打包票说我能做好，但现在我似乎有点畏手畏脚，也会开始衡量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这或许是经历了成长路上的挫折后的结果。”黄歌感慨道。

　　现在，除了工厂的日常工作外，黄歌还在有意识地学习一些商科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在工厂独当一面后，自己哪里薄弱就会更想去补。”

　　小颖家服装厂的业务订单中，外贸单量向来占大头，但近些年工厂的外贸订单量下滑势头明显。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外贸工厂，踩中了全球产业链转移的红利，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他们靠着成本优势实现了一次财富积累。但随着时代更替，订单也在转移。

　　面对单量下滑的现实，作为生产终端的工厂，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为上百号人的温饱负责。

　　小颖家中的工厂主做代工业务，但小颖也直言，通过大型贸易公司接单、工厂负责加工的模式，“赚‘加工费’赚得很少，且很容易出现订单量不稳半岛、回款周期长达数月的情况。”

　　只是工厂想拿回自主权，并非易事，“想接一手单，就得完全靠自己来采买面料，而这也需要极大资金投入，但我们确实没有较大的闲余资金来支撑这个业务，特别是我爸爸也想赶在退休前把贷款都还完，所以转型的困难非常大。”小颖表示。

　　为了给工厂找到“出路”，小颖开始尽可能尝试多样化业务，“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卖尾货，对于我们来讲成本无非是一些加工费，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如果之后单量越来越少，工厂说不定也能多一条出路。”

　　这位“厂二代”早早意识到，无论是运营抖音还是小红书，做了总是比没有做好。

　　直播带货遇挫之后，黄歌也遭遇了一定的“崩溃”和自我怀疑，明明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但生活似乎就是不肯回报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她开始质疑自己，也经常陷入莫名的恐惧感，“我有种感觉，厂子到了我手里就要倒闭了。”

　　但好的迹象也在出现。在黄歌最沮丧的那段时期，厂里的一位技术顾问建议黄歌转型“时装定制”。

　　10月，黄歌家的工厂第一次接到了订单数为1000件的时装大单。她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且客户的反馈也非常好，表示要和我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且后续也有不少客户主动找上门表示想合作。”

　　“作为厂二代在工厂里，就算你起早贪黑，兢兢业业，甚至包揽掉所有杂活儿，父母其实都不会高看你一眼。”小颖坦言，“只有你真正给工厂带来订单了，哪怕是一小单，父母才觉得你可以，你是有希望的。”

　　曾经，分散在这片土地各个角落的中小型服装加工厂，撑起了中国现代服装产业的发展，也是他们一同见证了中国服装产业的“做大做强”。

　　如今时代变迁，行业参与者也到了交棒之时，从部分“接班”到全权接手，以小颖、黄歌为代表的“厂二代”们也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最终方能在传承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