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对中国人来说，服饰一直都是文明的载体。每一种服饰都体现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的服饰和装扮也经历了沧桑巨变，见证着共和国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服饰新风尚主要通过劳动模范进行传播。共和国首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就是列宁装的模特。1950年8月创刊的《人民画报》，将梁军选为首期封面人物。梁军圆润的脸庞、齐耳的短发，加上灰色的列宁装构成了1950年代农场女工的经典形象。简朴的列宁装体现了当时人们装扮的实用价值取向——方便劳动半岛。后来，梁军的形象还被印在第三版1元面值的人民币上。
而同样来自苏联的“布拉吉”连衣裙则给女性们增添了不少美感，透出青春和活泼的气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能体现一个人身份的服装款式是中山装，而最受人们欢迎的则是军装。而一般民众，最常穿的衣服不外是黑、灰、蓝和军绿几种颜色，这样的流行延续十多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中国大地再次五彩缤纷起来。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门的不断打开，中国人对流行越来越敏锐，逐渐跟上世界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中国服饰也逐渐为全世界接纳。从跟随到引领，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
蛤蟆镜、浪、笑靥如花……一张记录1980年北京八大处公园女青年形象的照片，成为反映国家因改革开放焕发春天气息的经典影像。
摄影师王文澜在回忆这张照片拍摄背景时说：“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各个行业百废待兴。突然看见这么几个打扮时尚、朝气蓬勃的女士时，给我很大的感染。”
新中国成立之初，老百姓的服装样式大都保留民国风格，衣服面料主要是机织“洋布”、粗棉布或麻布。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产物，逐渐在人们生活中消失。由于受苏联影响较大，“列宁装”和“布拉吉”开始流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服装潮流的引领者。“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无数年轻人都以拥有一套军装为荣。6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中国人民从穿布鞋转变为穿解放鞋，解放鞋也成为那一代人的时尚。
服装潮流的背后体现着国家的生产能力。数据显示，1950年国内市场出售的棉布只有5000多万匹，到195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亿三千多万匹，但棉布生产的速度仍然跟不上国民消费的需求。
为了稳定物价，国家结合当时的供应能力，于1953年发行“布票”。而由于布匹凭票供应，为尽可能地节约，民众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脏，因此黑、灰、蓝、军绿成为中国街头服装的主打色。
1979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率模特来到中国表演，模特多姿多彩的衣着与观众群中一片蓝绿灰黑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国人对新装扮、新潮流，充满着渴望。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富起来的中国人对衣着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改革开放后不久，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化纤织物——“的确良”，这种面料可以印染出各种鲜艳的色彩，对熟悉了粗棉布和单色衣物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视觉冲击。
而影视剧也带来了另外的视觉冲击，随着中国不断打开开放大门，许多境外影视作品被引进国内，剧中的男女主角的衣着打扮，很快就能成为街头巷尾的流行元素。“跟着偶像走”“流行什么穿什么”，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的时髦初体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毗邻港澳的广东也成为那个年代流行文化的引领者。广州作为制衣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诞生了以高第街、白马、红棉等为代表的批发市场。1980年，高第街作为广州市第一个工业品市场正式开设，也成为全国第一条经营服装的个体户集贸市场，新潮的服装款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和商贩。1993年开业的白马服装市场更是在全国享有盛名。1995年，开业仅两年的白马市场被评为“一九九四年度广州地区超亿元市场”第一名，它的迅速繁荣，带动了广州服装流通业的快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对服装业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互联网的兴起。现在，网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服装则是最先享受线上网购红利的品类。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服装网上销售额达到2035亿元；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1万亿元。数字的背后反映出中国人越来越舍得在服饰上花钱。“美丽经济”释放出更多活力。
2001年，在上海举办的APEC峰会上，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身着唐装拍了“全家福”。这一身唐装，一下子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情怀，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服饰推向世界。2014年，APEC峰会重回中国举办，“新中装”的横空出世又让中国服饰火了一把。
如今，越来越多人爱上中国服饰，越来越多服装设计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一些中国品牌开始走向世界，国际时尚舞台上，“中国设计”频频亮相。
广东十佳服装设计师邓薇薇说，“中国的诗，中国的词，中国的绘画，中国的雕塑，都成为我设计原创作品的灵感源泉。通过独立原创的设计，让中国文化潮起来，这也是文化自信在时尚界的一种具体体现。”
社会流行潮起潮落，变幻万千。作为广东本土知名设计师，邓兆萍一直努力在作品中传承岭南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气质，弘扬广东“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
邓兆萍与服装设计的渊源来自家庭。她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父亲带着家人从香港回到广州，希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的母亲既懂服装工艺又会经营，他们在广州设立了门店。70年代，父亲荣获过‘广东省十大技师’称号，曾为多位知名艺术家做过定制服装。”
不过，一开始，邓兆萍并没有选择这一行。父亲一直想让邓兆萍继承家业，但改革开放让邓兆萍急于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她选择报考外语专业。或许是命中注定从事服装事业，邓兆萍毕业后进入广州市纺织品公司当翻译，工作之余学到了很多服装制作经验。在日本三峰服装公司工作时，邓兆萍见识了很多国际顶尖品牌，这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半岛。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人对穿衣打扮开始讲求个性和多变。邓兆萍做出人生的新选择，她重新回到学校，专门学习服装设计。时代褒奖了她的这个选择，此后，在时尚路上，邓兆萍不断攀上一座又一座专业高峰：
1996年毕业当年，邓兆萍就创立了两个品牌。同年，她参加首届“贤成杯”全国时装设计大赛，荣获银奖。2002年广东首届时装周举办期间，邓兆萍举行个人专场发布会。2003年，她获得“广东十佳设计师”和“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称号。
2016年，第6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女导演钟萱身穿蓝色如海水般的绸缎走上了红毯，裙摆上点缀朵朵的粉桃，在直播大屏幕上足足停留了45秒！这个宝贵的45秒，不仅让钟萱赚足了眼球，也让这件名为《桃夭》的礼服声名远扬。这件礼服正是由邓兆萍所设计。
邓兆萍告诉记者：“《桃夭》的名字，源于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桃花的花语是吉祥美好，我希望借助桃花，把中国人对世界美好、和平的愿景传递给海外观众。”
近年来，邓兆萍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为自己的服装设计增加元素和灵感。2013年，在经过10年酝酿、3年的调研准备后，邓兆萍在广州发布“织梦岭南”系列作品。2014年10月，邓兆萍在北京举办了“盛世中华”主题时装发布会。
2017年，在《财富》全球论坛举办期间，邓兆萍把秀场搬到了广州千年古道北京路，这场时尚秀以千年商都广州为主要设计元素，结合岭南传统工艺“三雕一彩一绣”，将广州塔、歌剧院、陈家祠、圣心大教堂等这些代表国际大都市的广州地标点缀在现代版型的时装上，让参会者领略了广州千年商都的绰约风姿。
“我感恩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骨子里流淌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强烈自信给我无穷的设计灵感。我坚信，在未来中国品牌、中国设计会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流行话语权。”邓兆萍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苏联“老大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生产能力较低，城市居民的各类日常生活物资，包括粮油、布匹、糖果、农副产品等都要凭票和供应证购买，这一段时期被人们称为“票证时代”。最多时，各类票证达60余种。
1953年，我国开始发行“布票”，1956年曾短暂停止凭票供应，但不久后又恢复。直到1983年12月1日，商业部通告全国：敞开供应棉布，取消“布票”。从此，中国人使用了30年的“布票”才成为历史。
在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着大量的布票，包括1955年的广东省“拾市尺”临时购布证、1958年的广东省“叁市尺”布票、1982年的广东省“壹市尺”布票，记录着那一段“票证时代”的历史。其中，1982年的广东省“壹市尺”布票，是由广东省收藏家协会于2014年向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捐赠。
▶1979年3月， 皮尔·卡丹在北京举办时装表演， 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国际级时装设计大师（下图，新华社发）
▶1989年，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举行，并评选出十佳模特
▶上世纪90年代，广州服装批发行业由小变大，由许多零散商户聚合为专业批发市场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对中国人来说，服饰一直都是文明的载体。每一种服饰都体现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的服饰和装扮也经历了沧桑巨变，见证着共和国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服饰新风尚主要通过劳动模范进行传播。共和国首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就是列宁装的模特。1950年8月创刊的《人民画报》，将梁军选为首期封面人物。梁军圆润的脸庞、齐耳的短发，加上灰色的列宁装构成了1950年代农场女工的经典形象。简朴的列宁装体现了当时人们装扮的实用价值取向——方便劳动。后来，梁军的形象还被印在第三版1元面值的人民币上。
而同样来自苏联的“布拉吉”连衣裙则给女性们增添了不少美感，透出青春和活泼的气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能体现一个人身份的服装款式是中山装，而最受人们欢迎的则是军装。而一般民众，最常穿的衣服不外是黑、灰、蓝和军绿几种颜色，这样的流行延续十多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中国大地再次五彩缤纷起来。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门的不断打开，中国人对流行越来越敏锐，逐渐跟上世界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中国服饰也逐渐为全世界接纳。从跟随到引领，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
蛤蟆镜、浪、笑靥如花……一张记录1980年北京八大处公园女青年形象的照片，成为反映国家因改革开放焕发春天气息的经典影像。
摄影师王文澜在回忆这张照片拍摄背景时说：“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各个行业百废待兴。突然看见这么几个打扮时尚、朝气蓬勃的女士时，给我很大的感染。”
新中国成立之初，老百姓的服装样式大都保留民国风格，衣服面料主要是机织“洋布”、粗棉布或麻布。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产物，逐渐在人们生活中消失。由于受苏联影响较大，“列宁装”和“布拉吉”开始流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服装潮流的引领者。“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无数年轻人都以拥有一套军装为荣。6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中国人民从穿布鞋转变为穿解放鞋，解放鞋也成为那一代人的时尚。
服装潮流的背后体现着国家的生产能力。数据显示，1950年国内市场出售的棉布只有5000多万匹，到195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亿三千多万匹，但棉布生产的速度仍然跟不上国民消费的需求。
为了稳定物价，国家结合当时的供应能力，于1953年发行“布票”。而由于布匹凭票供应半岛，为尽可能地节约，民众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脏，因此黑、灰、蓝、军绿成为中国街头服装的主打色。
1979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率模特来到中国表演，模特多姿多彩的衣着与观众群中一片蓝绿灰黑形成鲜明对比半岛。当时的国人对新装扮、新潮流，充满着渴望。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富起来的中国人对衣着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改革开放后不久，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化纤织物——“的确良”，这种面料可以印染出各种鲜艳的色彩，对熟悉了粗棉布和单色衣物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视觉冲击。
而影视剧也带来了另外的视觉冲击，随着中国不断打开开放大门，许多境外影视作品被引进国内，剧中的男女主角的衣着打扮，很快就能成为街头巷尾的流行元素。“跟着偶像走”“流行什么穿什么”，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的时髦初体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毗邻港澳的广东也成为那个年代流行文化的引领者。广州作为制衣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诞生了以高第街、白马、红棉等为代表的批发市场。1980年，高第街作为广州市第一个工业品市场正式开设，也成为全国第一条经营服装的个体户集贸市场，新潮的服装款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和商贩。1993年开业的白马服装市场更是在全国享有盛名。1995年，开业仅两年的白马市场被评为“一九九四年度广州地区超亿元市场”第一名，它的迅速繁荣，带动了广州服装流通业的快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对服装业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互联网的兴起。现在，网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服装则是最先享受线上网购红利的品类。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服装网上销售额达到2035亿元；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1万亿元半岛。数字的背后反映出中国人越来越舍得在服饰上花钱。“美丽经济”释放出更多活力。
2001年，在上海举办的APEC峰会上，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身着唐装拍了“全家福”。这一身唐装，一下子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情怀，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服饰推向世界。2014年，APEC峰会重回中国举办，“新中装”的横空出世又让中国服饰火了一把。
如今，越来越多人爱上中国服饰，越来越多服装设计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一些中国品牌开始走向世界，国际时尚舞台上，“中国设计”频频亮相。
广东十佳服装设计师邓薇薇说，“中国的诗，中国的词，中国的绘画，中国的雕塑，都成为我设计原创作品的灵感源泉。通过独立原创的设计，让中国文化潮起来，这也是文化自信在时尚界的一种具体体现。”
社会流行潮起潮落，变幻万千。作为广东本土知名设计师，邓兆萍一直努力在作品中传承岭南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气质，弘扬广东“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
邓兆萍与服装设计的渊源来自家庭。她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父亲带着家人从香港回到广州，希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的母亲既懂服装工艺又会经营，他们在广州设立了门店。70年代，父亲荣获过‘广东省十大技师’称号，曾为多位知名艺术家做过定制服装。”
不过，一开始，邓兆萍并没有选择这一行。父亲一直想让邓兆萍继承家业，但改革开放让邓兆萍急于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她选择报考外语专业。或许是命中注定从事服装事业，邓兆萍毕业后进入广州市纺织品公司当翻译，工作之余学到了很多服装制作经验。在日本三峰服装公司工作时，邓兆萍见识了很多国际顶尖品牌，这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人对穿衣打扮开始讲求个性和多变。邓兆萍做出人生的新选择，她重新回到学校，专门学习服装设计。时代褒奖了她的这个选择，此后，在时尚路上，邓兆萍不断攀上一座又一座专业高峰：
1996年毕业当年，邓兆萍就创立了两个品牌。同年，她参加首届“贤成杯”全国时装设计大赛，荣获银奖。2002年广东首届时装周举办期间，邓兆萍举行个人专场发布会。2003年，她获得“广东十佳设计师”和“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称号。
2016年，第6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女导演钟萱身穿蓝色如海水般的绸缎走上了红毯，裙摆上点缀朵朵的粉桃，在直播大屏幕上足足停留了45秒！这个宝贵的45秒，不仅让钟萱赚足了眼球，也让这件名为《桃夭》的礼服声名远扬。这件礼服正是由邓兆萍所设计。
邓兆萍告诉记者：“《桃夭》的名字，源于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桃花的花语是吉祥美好，我希望借助桃花，把中国人对世界美好、和平的愿景传递给海外观众。”
近年来，邓兆萍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为自己的服装设计增加元素和灵感。2013年，在经过10年酝酿、3年的调研准备后，邓兆萍在广州发布“织梦岭南”系列作品。2014年10月，邓兆萍在北京举办了“盛世中华”主题时装发布会。
2017年，在《财富》全球论坛举办期间，邓兆萍把秀场搬到了广州千年古道北京路，这场时尚秀以千年商都广州为主要设计元素，结合岭南传统工艺“三雕一彩一绣”，将广州塔、歌剧院、陈家祠、圣心大教堂等这些代表国际大都市的广州地标点缀在现代版型的时装上，让参会者领略了广州千年商都的绰约风姿。
“我感恩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骨子里流淌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强烈自信给我无穷的设计灵感。我坚信，在未来中国品牌、中国设计会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流行话语权。”邓兆萍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苏联“老大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生产能力较低，城市居民的各类日常生活物资，包括粮油、布匹、糖果、农副产品等都要凭票和供应证购买，这一段时期被人们称为“票证时代”。最多时，各类票证达60余种。
1953年，我国开始发行“布票”，1956年曾短暂停止凭票供应，但不久后又恢复。直到1983年12月1日，商业部通告全国：敞开供应棉布，取消“布票”。从此，中国人使用了30年的“布票”才成为历史。
在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着大量的布票，包括1955年的广东省“拾市尺”临时购布证、1958年的广东省“叁市尺”布票、1982年的广东省“壹市尺”布票，记录着那一段“票证时代”的历史。其中，1982年的广东省“壹市尺”布票，是由广东省收藏家协会于2014年向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捐赠。
▶1979年3月， 皮尔·卡丹在北京举办时装表演， 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国际级时装设计大师（下图，新华社发）
▶1989年，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举行，并评选出十佳模特
▶上世纪90年代，广州服装批发行业由小变大，由许多零散商户聚合为专业批发市场